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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自由散漫、为非作歹，终同革命分道扬镳

以上会力量对革命的帮助，不必否认。但会中人“皆知识薄弱，团体散漫，凭借全无”，难以改造，“只能望之响应，而不能用为原动力”，也是事实。如湖北革命人之切身体会：“会散漫，无纪律，不受约束。如湖南潘平界（鼎新）领导下的焦逸仙，京山刘英领导下的龚世英、刘伯旗，兴国、大冶黄申芗领导下的柯玉山等，都是行动自由，先后泄漏机密，致使湘、鄂两省共谋起事之计划，不能达到目的”。④因此，孙中山及革命人在1908年前后，开始将动员重点从会转向了新军。

会在起义过程中往往纪律极差，也使民众对革命军产生了不良印象。如1908年，黄兴在钦州马笃山发动起义，参与其事的会首领梁少廷、梁瑞阳彼此“不睦”，且“不受约束”；梁瑞阳“曾于其乡掳人之牛，数及十头，此次乡人绝不欢迎”；以往欢迎革命军的地方，这一次“则多不许留宿”，因为乡人知道梁少廷、梁瑞阳“皆曾杀人越货”。曾参加河口起义的会首领关仁甫等人，流亡新加坡后，在那里“日以行劫为事，致累及他之无辜同志二十一人”，以至孙中山说，“自彼等到星（新加坡），吾前程几为之累”。⑤

辛亥革命后，会人员缺少共和思想，违法乱纪的黑社会本质更加暴露。哥老会出身的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，于是“衡阳以南各属会更是风起云涌，得意洋洋，认为‘焦大哥作了都督，是我们洪门的天下了’”；四川哥老会组织在革命后，全部从地下转向地上，以功臣自居，“一时得意疯狂，为所欲为。市民争取参加袍哥，希图自保，人心浮动；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，寻仇报复，日有所闻。沿街所见，打英雄结、插蝴蝶花者，比比皆是。尤其公开赌博，旁若无人，军政府门前，便有赌摊一百余处”；陕西光复后，哥老会遍设码头，“兼办粮台，派款项，有的还理讼事，设私刑，其权居然在县官以上”，社会秩序大乱。⑥

时人曾有评论称：“自各省军兴以来，共和人欲收速效，于运动外，则以运动会为目的，其策略虽获售，然向日赖以成事者, 今则亦因之败事。如赣、如蜀、如黔, 皆成会势力范围”。如果这种情况无法制止，“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世界。而黄巢、李闯王之祸复行现于今”。⑦会横行若此，各省革命军政府遂下令限制其活动，双方关系宣告破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