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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歆能够定出“庣旁”为9厘5毫，很了不起。西汉的1毫约相当于现在的0.023毫米，这样的读数准确度在实测中很难实现。因此这一数据只能是推算出来的。从铭文上看，他的设计思路应该是先给定斛量的容积及深度，由之确定其横截面积，再由面积逆推直径，并将直径用圆内接正方形表示出来。在这样的推算过程中，肯定要涉及到圆周率。模拟一下他的推算过程，可以发现，刘歆所用的圆周率是π≈3.1547。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得到了这样的圆周率，我们还不清楚，但嘉量诸数据中包含了这样的圆周率，则是毫无疑问的。而当时的科学能提供给他的圆周率数值只是“径一周三”，可见刘歆的设计计算的科学造诣是很深的。
　　新莽嘉量是用青铜铸造的，制作十分精美。该量器流传至今，已近2000年，仍然相当完好，充分证明了其铸造技术的高。
　　新莽嘉量设计巧妙，合五量为一器；刻铭详尽，记有每一分量器的径、深、底面积的具体尺寸和容积；计算，制作也很精湛。非但如此，它还有一定的重量要求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就有“其重二钧”的记录。这样，由此一器即可得到度、量、衡三者的单位量值。度量衡三者通过嘉量实现了统一。正因为这样，历代都对之极为珍重，视为国之瑰宝。
　　刘歆能够设计制造出如此之嘉量，绝非易事。在他之前的标准器，有战国秦的商鞅方升(十六又五分立方寸为一升)。还有栗氏量，那是战国时期的理想标准量器，它的设计规格为:深尺，内方尺而圜其外，其实一釜；其臀一寸，其实一豆；其耳三寸，其实一升。重一钧，其声中黄钟之宫。新莽嘉量在量制上承袭商鞅方升，以16.2立方寸为一升；在形式上要与栗氏量相符，还要附会黄钟律之说，迎合当时流行的哲学观念。更重要的是其尺度、容量、重量的单位量值还必须与汉制相符。因此，新莽嘉量的设计制作，可以说体现了当时科学技术所达到的*水平。

　　新莽嘉量的历史价值

　　新莽嘉量为后代提供了可信的汉代度量衡单位量制的实物标准，历代都对之加以研究。三国魏时，数学家刘徽以魏尺测量新莽嘉量，测得斛深九寸五分五厘，斛内径一尺三寸六分八厘。他考定的结果是:魏尺比刘歆铜斛尺长4.7%，每尺合24.2厘米；魏斛也比嘉量增大2.6%，每升合204毫升。西晋律历学家荀勖为调准音律，于泰始十年(274)考校了新莽铜嘉量等古器物，造出了荀勖律尺(与刘歆铜尺同长)，又称晋前尺。南北朝时数学家祖冲之经过自己的刻苦钻研，推算出圆周率的值应该介于3.1415926和3.1415927之间，他以此值校验了新莽铜嘉量的有关数据，发现嘉量斛的直径理论值应当是一尺四寸三分六厘一毫九秒二忽，庣旁一分九毫有奇，刘歆庣旁比理论值少了一厘四毫有奇。他由此指出，之所以如此，是由于刘歆的数术不精造成的。唐代律历学家李淳风考核了唐代以前隋代到东周17个朝代的27种古尺的尺度值，测得各尺与新莽铜斛尺、晋前尺尺度的比值，依照各代尺度值的长短，分别其异同和承传关系，列为15等尺，理清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(约1300多年)尺度演变的脉络。在这一考察过程中，新莽嘉量是他进行比较的基准。东汉以后各代都以刘歆创立的以律校度、以度审容、以黍的容重作为定度量衡三个标准量的方法，建立本朝的度量衡量制。在计量发展的历程中，新莽铜嘉量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　　新莽嘉量自汉以后，被历代奉为法家重器，珍藏于皇家园林、武库之中。经考，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，根据嘉量铭文“万国永遵”，按每个郡县颁布一套计算，当时颁布的度量衡标准器至少应有百余套件。但由于兵戈战乱，改朝换代，新莽铜嘉量的流传，已难觅踪迹。据学者研究，魏晋时期曾有过几次关于新莽嘉量的下落的记载。魏晋数学家刘徽注《九章算术》，多次说晋武库藏汉时王莽所作铜斛，说的就是新莽嘉量，而且他还亲手对之做过测量；唐代颜师古《汉书注》引一位姓郑的学者(魏以后人)的话说:魏晋尚方(署)有王莽铜斛；西晋泰始十年(274)荀勖制律尺也测量过嘉量；再有，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(379)，前秦帝符坚住长安五重寺时，见“有一人持一铜斛(有八十一字铭辞)于市，卖之”。自此以后，没有再见闻更有实物。南北朝的祖冲之和唐代李淳风都是根据嘉量铭文或《汉书·律历志》的记载对之进行考校评述，他们是否见过实物，已无文献可做判断。唐宋两代，都有学者研究过刘歆的律度量衡法。唐贞观十一年(637)张文收曾制作过铜斛二，“斛左右耳与臀皆方(形)”，这显然与嘉量斛无关。章年间(668-670)又有人做过一个圆形斛，但并末言及是参照新莽嘉量制作的。宋代司马光和范镇讨论度量衡的书信中，也怀疑新莽嘉量是否真有实物尚存。元明两代四百年间，也未见有新莽嘉量的下落。到了清代的乾隆初年，新莽嘉量突然被发现藏于内府，但它是如何到了清廷的，人们至今未考究出来。乾隆九年(1744)，清廷参照新莽嘉量设计制作了三圆、一方四件乾隆嘉量，以之作为清廷的权力和法度象征，把圆方两器分别陈设于故宫内乾清宫和太和殿前亭屋中。五年后(1749)，乾隆皇帝敕编的《西清古鉴》著录了故宫藏新莽嘉量的图形、尺寸和铭文，至此新莽嘉量有关信息开始呈现于世人面前。1911年，清王朝垮台，1924年，清废帝被驱逐出宫，紫禁城被筹改为故宫博物。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清点宫内文物财产时，在坤宁宫(皇帝大婚时用)后面第三间祭神煮白肉的灶台上，在布满油腻的大铁锅旁，发现了炱掩尘封但又形体完好的新莽嘉量。这件旷世珍品，沦落了一千多年终于重见天日。新莽嘉量完整地再现复出，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，当时*学者王国维、马衡、刘复、励乃骥等对它做了详细的校量考证，写出了《新莽嘉量跋》、《新莽量考释》、《新莽量之校量及推算》、《新莽量五量铭释》、《释庣》等论文，对它在历史上在科学技术、数学、计量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在这些研究中，*重要的是通过对它进行实测，并与其铭文相对照，求得了汉代(新莽)一尺长合23.1厘米。以这一标准尺度为基础，经过考证，可使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间各个时期的尺度值都得到证实。再根据古人“以度审容”的规定，也可求证出各代的容量单位量值。关于新莽嘉量提供的权衡标准量值，器物上未有记重刻铭，只是根据《汉书·律历志》“其重二钧”(60斤)的记载，可以折算出每斤合226.7克(每两14.2克)。这一数值是否可信，人们又做了研究。1926年甘肃定西秤钩驿出土的一套新莽权衡标准器，其中有记重刻铭的律权石、律二钧权、律九斤、律六斤、律三斤五枚铜环权，其单位量值，算术平均为每斤245.4克，加权平均为248克。又据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的记载:“水一升，冬重十三两，”计算出汉每斤合246.15克。相比之下，从新莽嘉量求得的衡重单位量值明显偏小，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加工工艺比较复杂，在成批铸造中，单位重量难于达到设计要求所致。尽管如此，我国两千年前能设计、制造出这样科技含量高(数学计算、金属比重知识，青铜冶炼铸造工艺技术)的计量标准器，的确难能可贵。我们由衷地对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表示深切的敬意。